本书谈论的主题主要是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的联系，涉及桂林石刻、广西兴安县乳洞岩石刻、广西上林县唐代石刻《韦敬辨智城碑》等。

本书谈论的主题主要是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的联系，涉及桂林石刻、广西兴安县乳洞岩石刻、广西上林县唐代石刻《韦敬辨智城碑》等。

编辑推荐：本书汇辑了作者长期从事唐代文学文献研究过程中所撰重要论文23篇，皆能充分利用存世典籍和新出文献，重视文献溯源，考订缜密周详，于唐文学中许多问题提出新见。其中对《全唐诗》《全唐文》收录讹误的纠订、唐诗人占籍的确定、唐人编先诗歌总集的考察，皆能统摄一代。

编辑推荐：本书汇辑了作者长期从事唐代文学文献研究过程中所撰重要论文23篇，皆能充分利用存世典籍和新出文献，重视文献溯源，考订缜密周详，于唐文学中许多问题提出新见。其中对《全唐诗》《全唐文》收录讹误的纠订、唐诗人占籍的确定、唐人编先诗歌总集的考察，皆能统摄一代。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以大量新出土石刻文献为新材料的基础，与传世文献互证，从士族文学研究的角度，考察南北朝门阀士族到唐代科举家族这一历史转型期中具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学家族，主要是透过以墓志为主的石刻文献探讨这些文学家族传承千年的家风、学风与文风，进而揭示唐代文学生态的多面向。

字样学是中国文字学重要的分支之一,唐代是字样学最为发达、成绩斐然的时期,狭义的字样学概念即指隋唐兴起的釐正楷书形体笔画的正讹而拟订用字标准的学术,本文研究对象亦以唐代三部字样学著作——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及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为主,在量化调查、字样学理及楷字发展理论探讨、中古楷字形体流变梳理及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篆隶万象名义》(以下简称《名义》)等字书的对比分析等方面,针对已有研究中的疏误和不足,以及研究空白,进行力所能及的探讨。与以往研究中较为平面的做法相比,本文最大的突破,即在于基于数据库的全面测查以及与丰富的社会实物用字资料对比分析。这也是前人时贤尚不具备的条件之一,同时也是历来研究者关注不多、用功不勤的独特视角。

字样学是中国文字学重要的分支之一,唐代是字样学最为发达、成绩斐然的时期,狭义的字样学概念即指隋唐兴起的釐正楷书形体笔画的正讹而拟订用字标准的学术,本文研究对象亦以唐代三部字样学著作——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及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为主,在量化调查、字样学理及楷字发展理论探讨、中古楷字形体流变梳理及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篆隶万象名义》(以下简称《名义》)等字书的对比分析等方面,针对已有研究中的疏误和不足,以及研究空白,进行力所能及的探讨。与以往研究中较为平面的做法相比,本文最大的突破,即在于基于数据库的全面测查以及与丰富的社会实物用字资料对比分析。这也是前人时贤尚不具备的条件之一,同时也是历来研究者关注不多、用功不勤的独特视角。

《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运用中、韩、日学界现存文献、考古史料，特别是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安、洛阳及其周边地区新发现的唐人墓志石刻为素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墓志石刻所见入唐朝鲜半岛移民涉及问题，杜嗣先、井真成墓志及日本国号的出现，新罗、日本使臣争长诸问题。其中对入唐高丽移民墓志的史料价值，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入唐过程及在唐生活状况，定居唐朝的新罗侨民金日晟在唐为官经纬，宗藩体制下唐代宾礼的规定和具体实施，以及对西安周边新罗人金仁问遗迹、乾陵61蕃臣石像中的新罗使者、唐罗战争、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等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解。另外，《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还对百济移民祢寔进的墓志、万年宫碑阴题名、宦官吴怀实的墓志进行了缜密诠释与论述。总之，《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是作者利用*新发现唐人石刻墓志史料，探讨唐代东亚交流的大胆尝试和鼎力之作，可...(展开全部)

《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运用中、韩、日学界现存文献、考古史料，特别是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安、洛阳及其周边地区新发现的唐人墓志石刻为素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墓志石刻所见入唐朝鲜半岛移民涉及问题，杜嗣先、井真成墓志及日本国号的出现，新罗、日本使臣争长诸问题。其中对入唐高丽移民墓志的史料价值，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入唐过程及在唐生活状况，定居唐朝的新罗侨民金日晟在唐为官经纬，宗藩体制下唐代宾礼的规定和具体实施，以及对西安周边新罗人金仁问遗迹、乾陵61蕃臣石像中的新罗使者、唐罗战争、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等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解。另外，《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还对百济移民祢寔进的墓志、万年宫碑阴题名、宦官吴怀实的墓志进行了缜密诠释与论述。总之，《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是作者利用*新发现唐人石刻墓志史料，探讨唐代东亚交流的大胆尝试和鼎力之作，可...(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