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城市电影和新媒体艺术。著有《电影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底层再现：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城市游民》（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译有《高行健与跨文化剧场》（与郑杰合译，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5）、《银色金属恋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一只鸟的选择》（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再见，西方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等，并在《文艺研究》《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艺术百家》《当代文坛》《韩中言语文化学报》《文化研究月报》，以及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Nantah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陈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城市电影和新媒体艺术。著有《电影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底层再现：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城市游民》（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译有《高行健与跨文化剧场》（与郑杰合译，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5）、《银色金属恋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一只鸟的选择》（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再见，西方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等，并在《文艺研究》《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艺术百家》《当代文坛》《韩中言语文化学报》《文化研究月报》，以及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Nantah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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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梳理了电影研究的复杂历史和中心议题，在相关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下对其进行了探讨，凸显出电影在更为宽泛的文化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书中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好莱坞的历史，我们如何理解作者导演、明星制、全球大片，以及电影给人们带来的愉悦和失望。作者所勾画出的电影研究模式是：关注电影在形式上的“文本性”，同时也承认电影研究在更广阔的“再现”议题中的位置。作者通过书中列举的论辩和史实证明，我们能够既不忽视人们“消费”电影时真实的快感，又能运用新的批判性理论来解释现代性所带来的持续的社会与文化不平等。

在经历了现代性的近3个世纪的构建过程之后，如今批判的锋芒转向了现代性本身。类似的问题重行开始。社会规范的基础来自何处?现代性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的根据何在?假如以“主体性”作为客体的价值之源、意义之源是错误的，那么主客体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人是什么?对此类问题的新解答，构成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思想态度的转变。书中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本书的内容设计充分照顾到社会上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选择，适合自学；同时又能满足大学通识课教学的需要。既注意知识的相对稳定性，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能适当接触学科前沿，引发跨学科的思考和学习的兴趣。适合社会上一般读者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普及性读物；用为大学通识课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照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某些章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把本书系作为参考教材。

本书属于刘小枫集。作者具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其思路是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二十年前此书初版时，在学界引发极大反响，甚至有人评论说：“本书无疑是刘小枫最具有创造性的著作，他似乎揭开了为所有中国学者所热切关注的现代性的真正本质”。二十年后，在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全球化背景下，此书的学术意义愈加彰显。

本书属于刘小枫集。作者具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其思路是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二十年前此书初版时，在学界引发极大反响，甚至有人评论说：“本书无疑是刘小枫最具有创造性的著作，他似乎揭开了为所有中国学者所热切关注的现代性的真正本质”。二十年后，在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全球化背景下，此书的学术意义愈加彰显。

作者提出了“民族认同”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贯穿1920年代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主题，认为它既是促动中国电影发生的重要动力，同时又与中国电影的发展生长相伴始终，左右着中国影人在中西碰撞中的文化选择。她从这个角度重新思考和评价了“商务”、“明星”、“上海影戏”、“神州”、“大中华百合”、“天一”等中国早期制片公司的制片方针和作品风格，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随着全球艺术市场和流行文化对当代艺术宰制力的增强，中国艺术已日渐陷入到一种脸谱化的“本地性”窘境之中。如何在与西方艺术史的联系中重建中国艺术的“自主性”，已成为当务之急。近三十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把西方艺术史和理论名著译介给中文读者，他们的努力令人尊敬，遗憾的是其系统性却仍相当欠缺，对其在当代学术中的进展更是鲜有着手。因而，我们希望本刊在系统编译这些经典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西方学界对它们的诠释，以增进我们对西方艺术传统形成的理解深度。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将对中国当代艺术问题的思考导入到“现代性”理论的视野之中。事实上，自八十年代以来，在“现代化”与“现代主义”的辩证综合中，重审现代艺术的历史经验并焕发现代艺术的活力，已蔚成今日人文社会学科和艺术研究的潮流。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艺术在创造中国现代文化中的珍贵努力并未获得应有的总结...(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