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及其诗歌研究》的姊妹篇

千百年来，屈原的作品及精神一直滋养着后世文人。“楚辞”又与屈原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诗歌样式，“楚辞”奇文郁起，启发着历代文学作品。 本书从身世论、作品论、思想论三个方面分析了屈原的精神文化价值。作者于楚国世系中考辨屈原生平，结合史料认为屈原被“放流”并非刑罚意义的“流放”。同时，作者依次分析《离骚》《九歌》《九章》《天问》《远游》《卜居》《渔父》的艺术特色，探讨屈原精神的现代意义。作者不仅还原历史中的屈原，还关注后世对屈原的诠释，揭示屈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精神价值。

《骆鸿凯楚辞学论集》收入《楚辞论文》《楚辞章句征引楚语考》《楚辞书目》《楚辞通论》《楚辞连语释例》《楚辞义类疏证》《楚辞旧注考》《楚辞文句集释》《楚辞小学》九种。其治《楚辞》，宗王逸旧注，以训诂音韵学之长，自成格局。以资后学者甚多。本集经整理者据多种版本校勘，可称善本。

《胡适考论》先后从世界各地搜集到二百余篇胡适英文佚文和两万余种海外英文报刊对胡适的报道，其中包括大量胡适英文演讲，这些资料绝大部分均为学界首次发现，堪称集胡适英文文献之大成。本书收录的论文大多建立在这些新发现的材料之上，无论是史料的考订，还是对胡适思想与学术问题的论述，均常有新见，是近年来胡适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之一。

《宋史考论》对宋史研究中的主流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否定了宋代“积贫积弱”说，指出了范仲淹新政的不足、王安石变法的负面影响，否定了杨业绝食而死说，肯定了宋徽宗的一些政绩，确定了范仲淹生母谢氏身份不是妾、《禹迹图》的作者不是沈括、历史上的高俅并不像小说中那么坏(高衙内是小说的创造)、“东窗事发”的典故原本是“西窗事发”以及状元、榜眼、探花之称是怎样演变而来的。 对宋代的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全部年谱和诗话、新出版的《全宋词》、《全宋诗》等做了研究，并辑录了一批新发现的宋代诗、词，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密教是佛教在印度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出现的流派，它是在佛教逐渐走向经院化、越来越不能吸引广大信徒的情况下，吸收印度教及其他民间宗教的内容来组织其体系的。因而自七世纪在印度兴起之后，便勃勃蓬蓬，盛极一时，并迅速向中亚、西亚和中国等广大地区传播、发展，又从中国内地向日本、朝鲜等地传播和发展，先后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具有不同地方特点的密教流派。 近代以来，密教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兴趣，它不仅成为佛教研究者注意的对象，而且成为进行印度教、民间宗教、藏学以及其他有关学科研究者所涉略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欧美学者捷足先登，日本学者接踵而上。而对中国密教的研究，日本学者却遥遥领先。鉴于此，本文就有关中国密教研究及其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不揣浅陋，提出看法，就教于方家。

屈　原（约前340―约前278）：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国贵族。初辅佐楚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到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谗害而去职。在楚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国的政治更加腐败，首都郢（今安徽寿县）亦为秦兵攻破，他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 他在楚国地方文艺的基础上，创造出“骚体”这一新形式，以华美的语言、丰富的想象，融化神话传说，抒发热烈的感情，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如《离骚》等更具有宏大的篇制，与《诗经》形成了显著区别，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传世作品，都保存在西汉刘向辑集的《楚辞》中。

《屈原》是《楚辞》泰斗游国恩先生代表作，也是当代中国研究屈原的巅峰之作。作者以屈原生平和诗作为脉络，讲述屈原浪漫而孤愤的一生；以春秋大势为起点，重现2000年前的崩坏时代。从屈原的姓名家世、籍贯到政治生活、外交主张，再到放逐和自沉；从屈原的文学主张到思想内涵，再到艺术成就；从屈原的死到楚国灭亡，再到其文学的潜力与楚国复兴。为读者展示了在纷乱的战国时代中，屈原从满怀理想的赤子和崩坏时代的抱薪者，蜕变为浪漫诗歌的源头和爱国诗人的鼻祖，并最终成为2300年来中国人的精神偶像的历程。

郭沫若一生写过不少历史题材的话剧，《屈原》和《蔡文姬》是其代表性作品。《屈原》写于1942年，描写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与楚怀王、南后等人的卖国行径进行斗争的事迹，歌颂了屈原热爱祖国的崇高思想和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蔡文姬》写于1959年，讲述才女蔡文姬受丞相曹操之请，从南匈奴返回汉朝继承父亲蔡邕遗志续修汉书的故事。

郭沫若一生写过不少历史题材的话剧，《屈原》和《蔡文姬》是其代表性作品。《屈原》写于1942年，描写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与楚怀王、南后等人的卖国行径进行斗争的事迹，歌颂了屈原热爱祖国的崇高思想和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蔡文姬》写于1959年，讲述才女蔡文姬受丞相曹操之请，从南匈奴返回汉朝继承父亲蔡邕遗志续修汉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