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意在深入探讨朱熹易学的思想系统，从朱熹易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入手，顺其思想脉络，层层揭示和阐发其中一系列的卓绝创见，既考察朱熹易学之所然，又探究其所以然，特别是突出其背后的哲学文化意蕴，并在把握朱熹易学各个部分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发掘其中的核心问题和基本观念，由此再进入朱熹易学与理学的关系问题中，揭示出朱熹天道性命相贯通下易与理的融释互动。

本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意在深入探讨朱熹易学的思想系统，从朱熹易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入手，顺其思想脉络，层层揭示和阐发其中一系列的卓绝创见，既考察朱熹易学之所然，又探究其所以然，特别是突出其背后的哲学文化意蕴，并在把握朱熹易学各个部分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发掘其中的核心问题和基本观念，由此再进入朱熹易学与理学的关系问题中，揭示出朱熹天道性命相贯通下易与理的融释互动。

朱熹是一个相当博学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化家，著作量大而面广，于经济、史学、文学、乐津、佛学、道学以至自然科学，都涉及或有著述。本书从经济、政治而至教育思想，从哲学、自然科学、美学、史学、伦理以及历史观作了初步探讨。 目录： 序 前言 再版序 第一章 理学的转生和形成 第二章 朱熹生活的时代、身世和经历 第三章 朱熹的经济思想 第四章 朱熹的政治学说 第五章 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 第六章 宇宙、天文、气象的自然学说 第七章 形神、魂魄、鬼神的学说 第八章 一二、动静、化变、中庸的学说 第九章 从物到理的认知过程 第十章 性、心、情的学说 第十一章 美善、文道、诗理的美学思想 第十二章 理欲、义利及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思想 第十三章 心术、王霸、道统的历史观 第十四章 朱熹的史学思想 第十五章 朱熹的教育思想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修订版后记

本书研讨三国时期象数易学大师虞翻的易学思想。虞翻易学包括太极说、卦气说、卦变说和易象说，向世人展示出一幅宇宙生生不息的阴阳流变大化之图：以太极为中心，乾阳一气流变是太极之动态，由月体纳甲符现；卦气是乾元在一年之中运动的表现，消息、爻变、卦变则是其具体变化的符号显示；卦变包括了旁通变、连动、应变，和爻变一样，有一般变化和特变，这反映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复杂关系；易象可分为前既济象和成既济定，既济就是六爻当正，祥和永贞。前既济象是在既济卦象变成之前的各种取象手段，这是以《说卦》为基础的象的衍扩，是重要的解卦语言。虞翻的易学思想表现了象数易学的自身发展规则，同时也诠释了义理易学的内在理路。

本书研讨三国时期象数易学大师虞翻的易学思想。虞翻易学包括太极说、卦气说、卦变说和易象说，向世人展示出一幅宇宙生生不息的阴阳流变大化之图：以太极为中心，乾阳一气流变是太极之动态，由月体纳甲符现；卦气是乾元在一年之中运动的表现，消息、爻变、卦变则是其具体变化的符号显示；卦变包括了旁通变、连动、应变，和爻变一样，有一般变化和特变，这反映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复杂关系；易象可分为前既济象和成既济定，既济就是六爻当正，祥和永贞。前既济象是在既济卦象变成之前的各种取象手段，这是以《说卦》为基础的象的衍扩，是重要的解卦语言。虞翻的易学思想表现了象数易学的自身发展规则，同时也诠释了义理易学的内在理路。

本书对宋代著名学者及易学文本都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鉴于以往学者对宋代易学的研究多注重易理、哲学的分析，这固然对理解宋代易学有重要的帮助意义，但实际上易学作为经学、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仅是哲学的重要体现，更为主要的是它们是那个时代思想的重要展现。所以，我们在探究宋代易学诸派、诸家易学的同时，更应该看到易学本身所扮演的基本角色，亦即宋儒们借助易学诠释来建构自己的思想，希望基于古文献学，从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对当时易学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分析当时易学的传承、发展以及它们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

《朱熹研究》中论述的朱熹的仁政爱民思想，应该说是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优秀的方面。然而他的对民施行“仁政”又是同他的对民施行封建三纲五常的教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的仁政爱民也没有超越儒家伦理理性的藩篱。他的正经界只是要丈量清查土地，均平赋税，并不敢触动土地的占有；他的整顿赋税也仅是要蠲除各种额外加增的无名苛赋，也不敢触动沉重的“正赋”，老百姓是不可能富起来的，这都可以看出他的仁政思想的软弱无力。“民”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没有独立自主性的受动体，正像他的“正君”思想只会培养一种“好皇帝”的文化心态一样，他的“仁政”思想也只能培养一种为民请命的“好官”的文化心态，一种“清官”意识：不是民主，而是为民作主，又成为一种抗御近代民主思潮传播的文化惰力。 我们看到，儒家伦理理性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是一种文化“润滑剂”，它无所不在，四处充溢，圆美流转地渗透...(展开全部)

《朱熹研究》中论述的朱熹的仁政爱民思想，应该说是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优秀的方面。然而他的对民施行“仁政”又是同他的对民施行封建三纲五常的教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的仁政爱民也没有超越儒家伦理理性的藩篱。他的正经界只是要丈量清查土地，均平赋税，并不敢触动土地的占有；他的整顿赋税也仅是要蠲除各种额外加增的无名苛赋，也不敢触动沉重的“正赋”，老百姓是不可能富起来的，这都可以看出他的仁政思想的软弱无力。“民”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没有独立自主性的受动体，正像他的“正君”思想只会培养一种“好皇帝”的文化心态一样，他的“仁政”思想也只能培养一种为民请命的“好官”的文化心态，一种“清官”意识：不是民主，而是为民作主，又成为一种抗御近代民主思潮传播的文化惰力。 我们看到，儒家伦理理性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是一种文化“润滑剂”，它无所不在，四处充溢，圆美流转地渗透...(展开全部)

朱熹史学思想是当时经济、政治、民族关系诸因素共同影响下的产物，与两宋时期盛行的理学和重视鉴戒的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有家学的影响。朱熹的历史哲学由三个层次组成：即会归天理纲常的历史决定论、注重时势变化的历史损益论、讲究心术本领的历史经世论。这种历史哲学与其格物致知的历史可知论是密不可分的。朱熹对治史态度的看法，是围绕着明“天理”而展开的。他提出先经后史的治史顺序说和劝善惩恶的治史价值论。在治史方法上，他强调由博返约，要求最终达到认识无所不在的天理的程度，以利自己的道德修养；他主张采取校勘、考证、辨伪、训诂等实证的治史方法。朱熹的史著编纂内容十分丰富。他强调辨明正统，作为史著编纂的纲领；提出史体互补的编著体例，这具有较大的价值；他继承前代进步史家提倡的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本书还考证了朱熹亲撰《资治通鉴纲目》的过程，否定了宋末王柏提出的该书为赵师渊所...(展开全部)